春节以后，专案组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后，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“密谈”，“勾结苏修”。彭德怀反复说明，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，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，交谈数语，根本不可能“密谈”什么。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“认罪书”抄在日记本上，后面写上了一段话：“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，有时搞到半夜，于是，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，说成是同赫谈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……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。我过去的了解是，审查是要弄清真相，实事求是，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。” “入党宣誓时说过，为了革命利益，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。现在是时候了，应当为了党的利益，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，我应当坚决这样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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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革命，为了党的利益，他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“认罪”以“巩固毛主席的威信”呢？还是坚持实事求是“抗拒审查”呢？他陷入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。
3月4日开始，审讯彭德怀所谓“取而代之”的问题。
一个留苏学生揭发，1956年她在苏联学习时，听到一个苏联学生说，赫鲁晓夫曾当着他叔父的面派人去见彭德怀。转告彭两句话：“他可以取而代之，我支持他。”
对这份材料，连专案组自己也对其可靠性发生怀疑，但仍据此制定出了一个逼供的计划。据专案组笔记本记载：
“研究审讯彭取而代之问题计划：（1）八国之行，摸底探风，进行舆论准备；（2）庐山会议直接反党，先礼后兵，逼毛主席检讨；（3）发动总攻击，取而代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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